內容提要：西藏民主改革以政治解放為前提，以經濟的社會解放為基礎，以人自身解放為目的，掃除了人們實現自由發(fā)展的制度障礙，砸碎了套在百萬農奴身上的專制枷鎖，是人類解放史上的壯麗篇章。今天的西藏，社會大局和諧穩(wěn)定，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民主法治不斷推進，統一戰(zhàn)線發(fā)展壯大，宣傳文化成效顯著，生態(tài)環(huán)境保持良好，社會事業(yè)全面進步，民族團結持續(xù)鞏固，宗教實現和睦和諧，改革開放逐步深化，援藏工作力度加大，黨的建設全面加強。我們紀念民主改革，是要紀念人類解放史上的這一偉大創(chuàng)舉，是要加深對新舊西藏冰火兩重天的深刻認識，從而激發(fā)各族人民的昂揚斗志。

人類解放，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是共產黨人為之奮斗不息的壯麗事業(yè)。馬克思主義摒棄了近代西方政治哲學中對人的解放華而不實的闡釋，將人的解放歸結為政治解放、生產力解放和人自身解放三者相互聯系的歷史發(fā)展過程，為實現人類解放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和正確的路徑。60年前，中國共產黨人沿著這一邏輯將實現人類解放的壯麗事業(yè)付諸西藏實踐，領導西藏各族人民為實現自由全面的發(fā)展，進行了以人的解放為核心內容的民主改革，百萬農奴翻身當家作主，世界屋脊迎來新生。

暗無天日的過去

“人人生而自由”，自由是人所固有的東西，是人的本質力量所在。然而，這種人生而具有的基本人權，在舊西藏卻被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野蠻剝奪，這不僅是舊西藏社會的悲哀，更是人類文明的悲哀。

社會地位等級森嚴，人身迫害令人發(fā)指。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與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農奴制相比，更凸顯出黑暗、落后、野蠻的特征，這是一個建立在農奴主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絕對占有基礎上的封建農奴制度，這是一個農奴對農奴主存在嚴重人身依附關系的封建農奴制度。換言之，以官家、貴族、寺院上層僧侶構成的三大領主為代表的封建農奴主階級不僅霸占著生產資料，還霸占著農奴人身。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主導和決定著舊西藏的一切。農奴主通過對土地等生產資料的高度壟斷和強權霸占，以及對農奴人身的野蠻占有，不僅搜刮掠奪農奴的勞動成果，更是有恃無恐地對農奴施以血腥的人身迫害。廣大農奴被當作私有財產隨意處置，生死婚嫁大權被牢牢掌控在農奴主手中，被任意買賣、轉讓、贈送、抵押和交換，被任意打罵和驅使，被任意濫用諸如斷手、剁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極為殘酷的刑罰。農奴的子女注定終身為奴，世世代代難以翻身，生活境遇之悲慘世所罕見。舊西藏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確將人分成三等九級，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地位直接通過法律形式確定下來，上等上級的人命價為尸體等重的黃金，而下等下級的人命價僅為一根草繩。在這暗無天日的社會里，遑論基本人權，矧乎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只能是癡人說夢的神話。

生產力水平低下，經濟發(fā)展停滯不前。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反作用于生產力。生產力在社會發(fā)展中處于核心地位，正是因為經濟發(fā)展對于整個社會發(fā)展起著基礎性的作用，生產力解放成為實現人的解放的重要內容和基本環(huán)節(jié)。馬克思反復強調，“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指出，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工人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舊西藏落后的生產關系嚴重桎梏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在封建農奴制的庇護下，農奴主對廣大農奴展開了野蠻的壓榨，而攫取農奴夜以繼日勞作的成果，僅是用以支撐農奴主奢靡的生活。農奴主沉醉于這樣的生活，更是“感恩”帶來這一切的腐朽沒落的封建農奴制度，頑固不化，固步自封，毫不顧慮這樣的制度對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嚴重滯礙。直到上世紀中葉，舊西藏依然處于極度封閉落后的狀態(tài)，生產發(fā)展無比緩慢?，F代工商業(yè)難覓蹤跡、現代社會事業(yè)一片空白，傳統農牧業(yè)生產極其落后。農業(yè)生產低效簡單，主要農業(yè)區(qū)仍在使用木犁、木鋤耕地，收成僅為種子的4至5倍；牧業(yè)生產原始粗放，抵御自然災害能力低下；手工業(yè)工具和技術粗糙簡陋，產品數量極其有限；傳統商貿不斷萎縮，以物易物交易方式盛行。舊西藏廣大農奴慘遭壓迫，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生產積極性不高，改革生產技術的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嚴重缺乏，哪來“肯定自己”的“幸福”。在這落后封閉的社會里，遑論擺脫物對人的統治，矧乎自由勞動，經濟的社會解放只能是天方夜譚的神話。

宗教鴉片麻醉人民，政治統治壓迫農奴。由上層僧侶集團和世俗貴族勢力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結構，是舊西藏封建農奴制度的政治表現形式和政治運行模式，是舊西藏政治制度的顯著特征。其中，尤以宗教勢力為盛。上層僧侶集團既是舊西藏農奴主階級的典型代表，又是舊西藏政治統治集團的核心勢力，擁有無可匹敵的政治、經濟資源，全方位主導和決定著舊西藏的一切，包括人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位于上層僧侶集團金字塔頂端的是集政教大權于一身的達賴，他作為舊西藏農奴主階級的總代表，不僅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首領，還是舊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擁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僅在物質上決定著舊西藏蒼生的一切，還利用人們對宗教的迷信使人在思想上永遠處于被奴役的狀態(tài)?？梢哉f，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下，以達賴為首的上層統治集團完全壟斷了舊西藏的政治權力，他們充分利用手中的封建特權和宗教神權，通過暴力統治和思想鉗制，對農奴實施殘酷的政治壓迫。美國藏學家梅·戈爾斯坦尖銳地指出，“在舊西藏，社會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標與行為凌駕一切的價值系統之上”，“宗教的權力和特權及大寺院在阻撓進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成為“西藏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領執(zhí)掌政教大權這一因素，導致舊西藏喪失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huán)境和形勢的能力”。廣大農奴無力反抗這一吃人的制度，一方面，“被壓迫生靈”（廣大農奴）在宗教鴉片的麻醉下，感受著“虛幻的幸福”，在這“無情世界”里尋求解脫，憧憬著來世的美好；另一方面，面對政教合一的高壓統治，“還必須承認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統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準”。在這雙重壓迫的社會里，遑論政治權利，矧乎政治自由，政治解放只能是遙不可及的神話。

改天換地的變革

封建農奴制作為一種超經濟的強制剝削制度，已然與人類文明發(fā)展進程格格不入。現代化發(fā)展早已成為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主流和趨勢，而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下非人的政治壓迫、殘酷的經濟剝削、野蠻的人身迫害，不僅是人類文明史上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幕，而且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沉重桎梏，走向終結是歷史的必然。然而，由于地域的封閉等自然因素以及歷史、社會等因素的交錯影響，一個在世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qū)早已絕跡的封建農奴制和政教合一制度，竟然以二者合一的形式頑固地存在于上世紀50年代的世界屋脊。在這樣的制度下，農奴主階級的窮奢極欲，是以農奴悲慘苦難的生活和舊社會毫無希望的前途為代價的。舊西藏在黑暗之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淵。“這種制度本身不是值得重視的對象，而是既應當受到鄙視同時又已經受到鄙視的存在狀態(tài)。”縱橫考察歷史和現實、國際和國內形勢，便不難發(fā)現，舊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已不再適應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發(fā)展要求，成為歷史的反動，行將就木。變革這樣的社會制度成為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要求。

“當舊制度作為現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進行斗爭的時候，舊制度犯的是世界歷史性的錯誤，而不是個人的錯誤，因而舊制度的滅亡也是悲劇性的”，舊西藏的上層反動集團逃脫不了這樣的歷史宿命。封建農奴主階級為維護既得利益，和歷史上所有反動沒落階級一樣，即便大勢已去，也不會自愿主動地退出歷史舞臺。1959年3月，以十四世達賴為頭子的西藏上層反動集團逆歷史潮流而動，為使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長期不改，永遠不改”，數典忘祖，背叛國家、背叛民族，竟向帝國主義賣身求榮，與國際反華勢力沆瀣一氣，公開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發(fā)動以圖謀“西藏獨立”為目的的武裝叛亂，走上一條自絕于人民、自絕于歷史的不歸路。達賴集團倒行逆施，只是敲響了封建農奴制的喪鐘，全然阻擋不了歷史前進的步伐。此時此刻，平息叛亂、進行改革成為百萬農奴的熱切期盼。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和人民期盼，作出“邊平叛邊改革”的戰(zhàn)略決策。在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積極參與下，平息叛亂取得完全勝利；同時，一場轟轟烈烈、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運動也在西藏大地迅速展開。

“徹底的革命、全人類的解放，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確切地說，部分的純政治的革命，毫不觸犯大廈支柱的革命，才是烏托邦式的夢想”。沒有人天生愿意被奴役、受壓迫，民主改革符合西藏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真實愿望，是各族群眾自由意志的忠實表達，這不是對舊西藏地方政府的簡單取締，更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地方政權更迭，而是一場偉大的人類解放運動。它摧毀了世界上最野蠻最殘酷最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以摧枯拉朽之勢徹底將舊社會的廢墟夷平，秋風掃落葉一般蕩滌舊西藏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百萬農奴和奴隸在政治、經濟和人自身發(fā)展等各個方面獲得全面解放，基本人權得到根本保障。

以政治解放為前提，以經濟的社會解放為基礎，以人自身解放為目的，西藏民主改革掃除了人們實現自由發(fā)展的制度障礙，砸碎了套在百萬農奴身上的專制枷鎖，是人類解放史上的壯麗篇章。政治上，舊西藏政教合一政治制度的徹底廢除，意味著封建農奴主階級退出歷史舞臺，三大領主的黑暗統治壽終正寢；意味著西藏各族人民不再遭受宗教神權和封建特權的雙重壓迫，階級統治和政治奴役不復存在；意味著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基礎上，百萬農奴翻身當家作主，成為西藏的主人、國家的主人，與全國各族人民一樣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民主政治權利，不再是宗教鴉片麻醉下會說話的工具，不再是政治壓迫下逆來順受的差巴、堆窮、朗生。經濟上，封建農奴主土地所有制被徹底廢除，百萬農奴擁有了生產資料，獲得了滿足自身發(fā)展所需的基本物質條件，特別是隨著農奴和奴隸人身依附關系的解除、人民社會主體地位的確立，勞動者“從自己以前的發(fā)展中解脫出來，直接為人的解放工作”，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釋放。伴隨著政治解放和經濟的社會解放，百萬農奴和奴隸獲得了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所擁有的一切政治和經濟權利，為人實現自由全面發(fā)展鋪平了道路、開辟了空間，人在自由勞動中感受到自己的本質力量，勞動的本質得到全面確認，自由而全面發(fā)展的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百萬翻身農奴當家作主，滿懷熱情地投身社會主義新西藏的建設中。

全面發(fā)展的未來

西藏民主改革是人類解放史上的豐碑，而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歷程并非一蹴而就，這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fā)展為前提”的。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己分離的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人類的徹底解放，依賴于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和以人為中心的社會全面進步，擺脫物對人的統治。

九尺高臺起于壘土，人類解放的宏偉目標是要分階段來實現的。民主改革開啟了西藏社會現代化發(fā)展的進程。60年來，在黨中央的親切關懷和全國人民的大力支援下，西藏各族人民團結一致、銳意進取、頑強奮斗，實現了社會制度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歷史性跨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fā)展道路上闊步前進，各項事業(yè)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今天的西藏，社會大局和諧穩(wěn)定，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民主法治不斷推進，統一戰(zhàn)線發(fā)展壯大，宣傳文化成效顯著，生態(tài)環(huán)境保持良好，社會事業(yè)全面進步，民族團結持續(xù)鞏固，宗教實現和睦和諧，改革開放逐步深化，援藏工作力度加大，黨的建設全面加強。正是以民主改革為前提和基礎，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在舊西藏的廢墟上，開啟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的新紀元，朝著人類徹底解放邁出堅實步伐。

然而，黨領導西藏各族人民取得的偉大成就卻被達賴集團肆意詆毀。我們倒是來看看，他們這60年有哪些“偉大成就”？十四世達賴自武裝叛亂失敗以后，逃亡異國他鄉(xiāng)，卻沒有一天不做著回到復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迷夢。60年來，在國際反華勢力的慫恿和支持下，達賴集團圍繞所謂“西藏獨立”兜圈子，時而鼓吹“中間道路”，時而叫囂“高度自治”，須臾不停地從事著分裂祖國的罪惡活動。在宗教界，頻頻制造事端，嚴重破壞藏傳佛教界內部的和諧和睦；在社會上，教唆、蠱惑、煽動僧俗群眾，擾亂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穩(wěn)定；在國際上，歪曲事實、信口雌黃，為國際反華勢力搖旗吶喊，對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偉大創(chuàng)造、對新西藏取得的翻天覆地變化極盡污蔑之能事。事實無數次證明，十四世達賴是圖謀“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政治集團的總頭子，是國際反華勢力的忠實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會動亂的總根源，是阻撓藏傳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礙，是披著宗教外衣禍藏亂教的政客。60年出賣國家、出賣民族，60年離經叛道、反復無常，60年倒行逆施、罪行累累，十四世達賴及其集團的所作所為與人類文明進步背道而馳，早已被牢牢釘在歷史恥辱柱上，必將遺臭萬年。

西藏民主改革已經過去60年，早已翻身解放的百萬農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斷朝著實現自由全面發(fā)展的道路奮勇前進。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回首過去，展望未來，我們紀念民主改革，就是要紀念人類解放史上的這一偉大創(chuàng)舉，就是要加深對新舊西藏冰火兩重天的深刻認識，從而激發(fā)各族人民的昂揚斗志，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奮力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西藏篇章，讓一個團結美麗和諧幸福的社會主義新西藏昂然屹立在世界屋脊，在人類解放進程中不斷奪取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